百年中国,新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

图片 1

第七集

图片 2

少年中国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图片 3

新旧之间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民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北京孔庙的香火忽然兴旺起来。满清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空白,孔子作为封建时代的帝王先师,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寄托。还有很多人在无望中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精神的空虚,使许多腐朽之物沉渣半起。清末民初,鸦片烟仍然在中国的许多角落里悄悄流行,到1915年复古逆流弥漫整个中国。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主以及全套的帝王礼仪,一些遗老遗少伺机而动,企图恢复大清祖业。溥仪后来回忆说,「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一年为复辟年了。」这一年57岁的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大肆宣扬尊孔思想,暮气沉沉的中国极需一次思想的启蒙和洗礼。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队获得了七项冠军并获总分第一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在这些青年的身上,第一次显得生气勃勃,扬眉吐气。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战争的硝烟暂时挡住欧洲列强虎视中国的目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入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上海,1915年几家著名的商业公司开始筹建,这一年里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业申新纺织公司开业,永安公司大楼在南京路破土动工,当年繁华的商业街,现在仍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在老城乡九亩地,冠生园以五百元的资本开始创业,日后,它成为上海滩有名的金字招牌。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流亡日本,开始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工作,继续进行反袁革命活动。
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与他的秘书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尽管这桩婚事遭到了宋庆龄父母的一致反对,但却受到许多青年人的欢呼和赞美。他们把孙、宋结合看作是反对旧礼教,破除旧习俗,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袁世凯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正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编印了《明耻篇》,并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救亡启蒙的希望,落在了一代中国青年身上。这年六月,一位中年人从日本回到上海,为了唤醒民众,他选择了创办一份杂志,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1923年1月,胡适在上海合影。

二、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图片 4

《新青年》

安庆市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关于这座山的名字,《怀宁县志》作了这样的记载,1879年安庆市北关有一位婴儿在这里出生,他就是陈独秀
。当年安庆是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
陈独秀在这里渡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和传统的知识份子一样,
陈独秀的启蒙教育,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祖父在他的身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僵化的教育方式,常常使陈独秀与严厉的祖父作对,但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母亲的眼泪,
陈独秀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过早年的经历。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考取秀才,一年后却在南京参加乡试时落榜了。1900年,21岁的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从那年到他死后归葬故乡,47年间陈秀再也没有回来过。
1901年陈独秀东渡日本,那时的日本是维新运动的大本营,在那里陈独秀开始接触西方民主思想。
1915年6月, 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其后的三个月,
陈独秀到处奔走,实现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简单的理想–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第一期杂志在这里顺利诞生,
陈独秀给它取名《青年杂志》。一年后,他在「青年」前面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新青年杂志》如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镇。民主和科学,成为陈独秀的思想武器,后来这两个词根据英文译音,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其后十几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在湖南,《新青年》成为青年毛泽东的必读书。当时,他正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后来他回忆说:《新青年》上,我很欣赏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一度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
,成为我效仿的榜样。在四川,当时任靖国军旅长的朱德
,在朋友那里读到思想激进的《新青年》。不久他毅然抛弃了月薪两千大洋的优裕生活,决定出国寻求真理。
《新青年》成为许多青年人汲取营养的理论阵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下,传统伦理的代表儒家思想成为《新青年》的攻击目标。两千年来几乎没有人对孔子的地位提出质疑,而胡瑜则把批判的矛头尖锐地指向孔子学说,在胡瑜、
胡适 、 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激烈的反传统启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1916年冬,
陈独秀来到北京筹款。此前,已经出版了六期的《新青年》引起了北京思想界的注意。正在酝酿北京大学改革的蔡元培
,找到了陈独秀
。在当年这间简陋的小旅舍里,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一所大学,一个刊物,它们的结合将培育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

展开剩余99%

三、北京大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

1917年的元月4日,大雪纷飞,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许多老北大的校工还清晰记得蔡元培初进北大的情景。当他们向校长鞠躬行礼时,
蔡元培同样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一周前,北大的师生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纷纷猜测,这位翰林院出身的新校长会给北京大学带来什么呢?在故乡,
蔡元培完成了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在这一座古越藏书楼,十八岁的蔡元培博览十多万卷藏书。此后的十几年间,他中进士
,变翰林。二十六岁的时候便跻身封建知识份子的最高层。戊戌政变后,他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暗杀团,秘密研制炸弹,从事反清活动。不久,他又组织成立光复会。
1905年他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党,名列「民国四老」。
1907年,已经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赴德国半工半读。民国后,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但所有这一切,比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辉煌似乎都显得黯然失色。这是蔡元培第二次走进北大,第一次是民国成立后,参加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开学典礼,当时他是民国教育总长,大学堂的旧址位于现在的景山东街,当时的北大是一种典型的衙门作风,教师中有些本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学生中也不乏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唯独对读书不感兴趣,师生逛妓院更是常有的事,
蔡元培入北大时,状况并没有彻底的改观。
蔡元培进北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任的第九天,他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后来的任命书上,我们看到《新青年》的撰稿人陆续云集北大。而一些具有极端保守思想的饱学之士,
蔡元培也并不排斥,古怪的辜鸿铭仍然拖着他的长辫子出现在讲坛上。在保留至今的排课表上,我们能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这是北京大学最辉煌的教师阵容。新思想的传播者,传统国学的维护者,济济一堂。思想的交鋒,思想的交锋,学术的交流,迸发出璀灿的理想光辉。蔡元培
,一位卓越的大学校长,正是他和他的大学开创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一种平等自由的精神魅力使青年学生们深受感染。以罗家伦、傅斯年为代表的一批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以各种形式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北大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活跃的思想空间。按照思想自由原则,相容并包主义的改革方针,
蔡元培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将这所半衙门机构变成名符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和风骨,是这个世纪的珍贵遗产,必将传之久远。

四、文学革命

胡适评价甚高的《新潮》杂志。

这是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白话诗。如此浅白直入的诗歌,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幼稚,但在八十多年前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它的作者是年青的留美学生胡适
。在留学美国的几年里,
胡适与同学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文字改革,这时候刚刚创办不久的《新青年》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胡适给编辑部写信商讨。陈独秀极为热情地回了信。大洋之间,两位思想先驱,开始了触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最初探索。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一篇《文学改革刍议》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一个月后,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大旗。一场以文学和文字为突破口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一个星期后,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废除古文。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交锋。作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加入《新青年》阵营,文学革命的声势更加壮大,他连续写信致陈独秀
,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学。1917年的春季以来,这场文学革命的讨论,继续以书信和论文的形式进行,一批北大青年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热情参与,影响迅速扩大。
1918年1月起,当时由北大六名教授编的《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刊行。白话后来被称为国语,这是1916年回国的学生所使用的一个名词。随着新派知识份子在北京大学的聚集,
新文化运动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反对派的声音,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扩大新旧文化的争论,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出了一出精采的双簧戏。他俩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对文学革命表示反对,而后,刘半农则写文章,一一批驳。一来二往,新旧文学的争论显得热闹非凡。后来,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善打硬仗。」在短短的两年内,《新青年》从一本同乡刊物迅速扩大为一个有广泛作者队伍的思想刊物,吸引了大批当时思想界活跃的青年。
1918年,被看作是新文学诞生的一年。一年前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每天下午四点钟接待的客人是钱玄同,在钱玄同的极力劝勉下,
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委的行列。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了。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新旧思想的交锋,围绕在北大和《新青年》周围蓬勃展开,理性的光辉使一代青年走向成熟,他们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人。

五、虚幻的胜利

姓名:胡适

1918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阶段,这场绵延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年的11月11日,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中国,人们用「公理战胜」四个字来形容这场胜利,这胜利毕竟也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汗。在北京的东单,人们把「公理战胜」四个字刻在了牌坊上,在这个位置,克林德碑曾经屹立了近二十年。
1900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树立的这块牌坊,一直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象征,后来,牌坊被放至中央公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郭沫若將碑名改為「保衛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沫若将碑名改为「保卫和平」。
11月18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作为战胜国成员之一的国家代表,徐大总统踌躇满志。人们沉浸在公理战胜的喜悦之中,6万多人走上北京街头,夜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提灯大游行,和平之光笼罩着中国。大战的四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远东,中国的民族经济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此后的半年中,徐世昌下令对南方革命军停战,努力调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同时放松对文化界的压制,使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蓬勃展开。但现实很快就让所有中国人幻想破灭了。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并把它写入和约草案。
1919年5月1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中国代表团发自巴黎的报告,宣告了中国在

时年:28岁

巴黎和会上全面失败的情况,这一消息使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5月2日,北大两大千多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5月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合讨论山东问题。这一天下午,一辆急驶而来的马车停在蔡元培家门口,车上下来的人是当时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谢,在这间客厅里面,汪大谢告诉蔡元培
,国务院已发出密电,命令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已经预感到,如果和约生效,国家前途将不堪设想。
蔡元培随即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在北大西宅开会,向学生通告密电的内容。并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晚,北大全体学生和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代表也齐聚三院礼堂。会场上气氛悲壮,北大法科学生谢少民当时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动容,会议决定,5月4日举行国耻大游行。

身份:北京大学教授

六、五月四日

地点:上海、北京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城显得平平静静,在鲁迅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天气。没有人预料到,平静中,一场大风暴已经来临。这是一个注定要为历史记住的日子,关于这一天的具体细节,第二天《晨报》记者的现场报导可以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下午一时半左右,大约有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代表北京的十三所大专学校,人们读到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看到演讲者站在方桌上大声呼喊,口号声此起彼伏,学生们给北京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感动得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纷纷回应学生们的呐喊,许多旁观的外国人也向学生们欢呼致意,或脱帽挥舞。游行队伍又继续行进,童子军和小学生也加入了队伍,人们向东到了东郊民巷西口,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请愿书,表示誓死收回山东权益。正在德国医院照顾病人的冰心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一天将她震上了五四文坛。赵家楼是主持巴黎会谈的外交官曹汝霖的住宅,示威者遭到警察的野蛮阻拦,人们开始愤怒。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匡互生,自由习武,性情刚强,游行中有意将队伍引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并在激愤中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使整个五四事件走向高潮。这一天,在家午睡的郑振铎被窗外的叫喊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赵家楼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被学生的行为所激怒,下令逮捕学生,军警封锁了北京大学,政府的过激行为使事件迅速升级。第二天,在清华大学贴出了岳飞的满江红,抄写者是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天津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叫徐凌影的女学生。(画外音)像徐凌影一样,
五四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它充滿了希望和生機,彷彿一次輝煌的精神日出,照亮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是一個少年的中國。它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仿佛一次辉煌的精神日出,照亮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少年的中国。

在中国整个现代史上,1919年无疑称得上奇迹迭出之年。从五月四日到最近几周的教师罢课,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值得纪念的事件,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在这里也就无需再提了。但这一年的真正奇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转变的传播速度异常迅猛,连那些对其最后的胜利怀有最疯狂期待的人都感到震惊了。
——胡适《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

七、百年青春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时,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给杜威做翻译。不过,此后不久,胡适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深度参与了五四运动后续的一系列活动。不特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傅斯年也好,罗家伦也罢,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与胡适有密切往来。因此,未曾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胡适,也深度介入了这场运动,是毫无疑问的。

青春和激情已浓缩成一段神话,论述1919年的重要性已显多余。我们今天幸福或失意的生存本身就是最好的诠释。
1919年3月17日上午11时,八十九名青年开始了欧洲之旅,他们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者,不仅要为生计而奔波,更重要的是想探索富民强国之道。直到三十年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孕育中国领导人的摇篮。这群远去的身影中,有如此多的风云人物。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因徐世昌是非法国会选举的总统,故为「私生子」。恼怒的北洋政府向租界当局起诉,该报经理、主编被判罚洋一百。判决奇,案件本身更奇,堂堂总统的案子由外国人来审,难怪其只有两百元的身价。
1919年7月1日南京率先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全城仅设一个点,规定个人每月限存一百元,个人存款最高限额为两千元。

狭义的与广义的“五四”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道: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