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两位梁先生

先说梁漱溟先生。前几年曾写《乡村学校旧事》,略述少年时所闻见先生功业一斑。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数年间,是两位梁先生所倡乡村建设运动鼎盛时期。在声名颇为不佳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持下,邹平有乡村建设研究院,两位先生亲掌机枢,设帐收徒。菏泽专署所辖各县划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菏泽师范改为第二乡村建设师范,行政督察专员孙则让先生为梁先生的终身追随者。在济宁又举办乡村建设人员训练班,由梁先生大弟子陈亚三先生主持。学理研讨,行践实验,干部培训,三项并举,一时气象非凡。先大人与亚三先生有同学同乡之谊,私交甚厚,一度襄办济宁训练班行政事务。我小学毕业,住济宁家中准备升学考试,常见培训班学员队列走过大街,步伐整齐,口号响亮,一色灰制服,青春焕发的英武之气,着实令人振奋。训练班结束,亚三先生转任菏泽县长兼菏泽师范校长。先大人随之到菏泽师范襄办事务并兼教席。我在学校宿舍先大人书桌上,偶然见到一本大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名不解其意,作者署名倒记住了。时在一九三六年秋末冬初,亲聆先生宏言谠论,则在整整十年之后。

一方面,韩复榘名义上虽服从国民政府,但在山东却一再强硬取缔国民党党部,“取消各县预算中国民党县党部的党费,强迫摘下招牌,勒令停止活动”,②甚至逮捕杀害国民党省党委的委员。

一开始,对乡村建设运动一无所知的邹平百姓并没有热情。梁漱溟不得不花大功夫发动群众、培养人才,为此他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农产品展览会,还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深入宣传乡村建设思想。

上面言及我的保释出狱,自然会想到梁仲华先生。一九四七年春末,晏阳初先生去美国,延聘仲华先生代理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韩复榘曾主政河南,仲华先生在豫西从事“乡村自治”试验,以“村治派”领袖知名。漱溟先生也参与试验,是两位梁先生合作共事的初始。韩复榘主政山东,两位先生活动重心随之转移,“乡村建设”实验在山东渐具规模而“村治”之说淡出。抗战开始,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和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运动,皆渐次转移到四川,由于关注“乡村”的大方向一致,遂逐步整合。比如此文开端说过的孙则让先生,抗战前即追随梁漱溟先生。四十年代中期在四川巴县行政督察专员任上,所辖璧山县,便成为我就读的乡建学院学生毕业实习的“实验区”。又,席朝杰先生二十年代即追随梁先生,四十年代也到乡建学院工作。类似情况尚有多位前辈。故而名重一时的“村治派”领袖人物梁仲华先生应晏阳初先生之邀担任乡建学院代理院长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两位梁先生的“乡建派”和晏先生的“平教会派”整合一体标志。由此可知,老辈学者型社会活动家、改革家,学理各有创建,活动方式各有特点,但均能视学术资源、社会资源为天下公器,不争门户,淡泊名利。风范典型,令人追思向往。

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国史馆”2007年。

梁漱溟通过村学乡学之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

但历史恶作剧往往没商量。这次整合带给人的命运就不尽相同。一九四九年后,梁漱溟先生这棵大树根深叶茂,扳而难倒,余荫庇及身边弟子。比如此文开端说到的陈亚三先生,抗战前任菏泽县长,四十年代任勉仁中学校长,始终在梁先生左右。五十年代随梁先生成为统战对象,定居北京,月俸百元以上。但整合到平教会、乡建学院的几位前辈,几乎全遭灭顶之灾。重庆解放后,以“左倾进步”著名的乡建学院,一方面大批学生成为接管工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平教会”成了“反动组织”,乡建学院被“接管”,继仲华先生之后的代理院长被逮捕判重刑。“平教会”秘书长赵水澄先生则瘐死狱中。孙则让先生专员任上,在地下党帮助下率所属宣布起义,迎接解放。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自杀。席朝杰先生也在“三反”中自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始由几位“知名人士”在报上发表文章,重新评价“平教会”及“乡建学院”历史,算是“平反昭雪”。九十年代初,晏阳初先生以九十近百高龄,两度海外归来,受到有关方面及高层人士接待,此一公案才大体了结。至于梁仲华先生,则久无消息。倒是八十年代前期,我意外地收到梁仲华先生从成都来信,极简短,大意是要我证明:一九四七年,曾积极营救被捕师生。这本是梁先生短暂的代理院长任上一件善事义举,人众皆知。当时乡建学院被捕师生近三十人,最后牺牲在渣滓洞的是杨翱陈诗白两位烈士。其余二十多位经梁先生和席朝杰先生冒险犯难,多方奔走,先后出狱。我和几位同学即梁先生亲自到重庆警备司令部接出,酒饭“压惊”后又亲自护送回校的。此事曾引起军统特务不满,在他们主办的《新华时报》上,指责梁先生等“凭八行书”保释“匪谍”。“八行书”即今日所谓权势人物“写条子”,拉关系。保释“匪谍”,则是吓死人的罪名。梁先生等顶着这样的压力,长期住在重庆,坚持营救,不管怎么说,都是对革命的一种贡献。不料“革命成功”后数十年,这份“贡献”还要当事人在耄耋之年自己找人来证明。其间该有多少难言辛酸和无告悲苦。梁先生数十年遭遇和处境可以想见。但接信后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复信禀告先生:希望相关单位或组织正式“函调”或来人“外调”,我当如实反映当年尽力营救之事实。私人通信证明,不起任何作用。复信不知先生是否收到。此后再无消息,也不见“函调”“外调”。往好处想,也许几位“知名人士”文章发表,能使梁先生处境稍稍改善吧。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每每看到梁漱溟先生后人整理、出版先生佚文、遗著,便想到仲华先生后人情况不知如何。

梁漱溟还曾希冀以其“乡村建设”来对抗农民运动在山东的发展。梁漱溟是农民运动的反对者,当时的山东恰好农民运动兴盛,在山东省政府看来,“甚于洪水猛兽”④。梁觉得,自己所主张的乡村组织,“实为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其他党派组织领导农民运动。⑤

蒋百里参观邹平后,十分激动:“中国人的弱点是统一不起来。为了准备抗日,要组织训练农民,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邹平实验,恰恰是改善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梁漱溟和梁仲华两位梁先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小子不敏,均有幸亲炙颜色,似应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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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13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的梁漱溟去世,他的墓地就选在的他早年的乡村建设实验的试验区邹平。

一九四六年秋末冬初,梁漱溟先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折衷国共两党之间,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因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而和谈告终。先生辞去秘书长职,回重庆北碚勉仁学院,潜心著述。值晏阳初先生从美国回来,亲自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两院近在咫尺,两先生同道夙谊数十载,晏先生乃邀请梁先生到乡建学院讲学。是日也,天朗气清,晏先生率部分师生到歇马场汽车站迎接梁先生,沿翠竹夹岸的龙凤溪,并肩而行。晏先生着青色西装,潇洒而优雅。梁先生长衫布鞋,修洁而儒雅。一道绝佳风景,可惜未能留下些许影痕。初见梁先生令我最为震撼的则是他巨大凸显的前额。私心自忖:智慧宝藏,殆天授也,难怪仅有高中学历的梁先生二十四岁便被蔡元培先生延聘执教北京大学。梁先生这次讲演持续两天。不是讲乡村建设理论,而是讲当时莘莘学子最为关切的国共和谈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从国民党参政会内外的斗争、民主政团同盟到民主同盟组建的演变,以及国共和谈曲折经过及破裂原因,皆梁先生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当然引人入胜。我在日记本上作了详细的记录。这个日记本上还记录了晏先生讲的平民教育运动史。两贤并存,足以传家,足以永世。日记本随我从四川流徙到湖南,保存二十年,毁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兴之际。至今人与岁月俱老,梁先生讲演内容已一片模糊,无法复述。但梁先生与晏先生讲演的风格,对比鲜明,仍存印象。晏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毛泽东称之为以宗教家精神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因此他的讲演总是以情动人,以平易的事实说理,以坦诚之心与人沟通,令人亲近。他甚至坦言:好的演说家可以使人把他的钱心甘情愿放进你的腰包。这话实际是晏先生奔走世界各地为“平教”运动募捐善款的真实写照。梁先生是大学人、大智者风范,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悲天悯人,忧时伤世,俯瞰众生。讲演无激昂雄辩之势,而条分缕析,逻辑严密,言词简洁准确,听来如清风拂面,沁人心脾。可惜我那个日记本早已灰飞烟灭,珍贵史料无迹可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相当庞杂。简而言之,就是在广大乡村开设乡学、村学,这些学校,既是教育机关又是自治机关,用梁的话说,叫做“政教合一”、“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校化”。

梁漱溟

这次讲演后半年多,造化佑我于黄杨厄闰中有幸一瞻先生门庭。时在一九四七年盛夏,在先生终身弟子、先师席朝杰先生事先安排妥帖又亲自带领下,我到北碚勉仁学院梁先生寓所,谒请先生当我的证婚人。琐屑俗务,何敢劳累尊长大贤?说来话长,只谈一点。当时我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被捕刚刚保释出狱。多位父执前辈刻意为我安排一场当时堪称盛大的婚礼,有点“政治保护”意味。请梁先生证婚,乃父执前辈提高婚礼档次的点睛之笔。梁先生立身处世为所当为,自有分寸。在这种颇为出格的情势中,偕同夫人亲自接见,惠然面允,实出自关爱后生的仁人道义情怀。这张婚礼照片保存了二十年,和日记本一起毁掉。但那傍山而筑竹树掩映的小院,一尘不染的层层石阶,修洁净穆的居室,梁先生从内室掀帘而出平静温和的身影,梁夫人亲切安详的笑语,均历历在目,一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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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漱溟在山东的试验,陈诚当日是这样评价的:

梁漱溟墓地

梁漱溟主持的菏泽实验县,被划为20个乡,每乡设一个“乡农学校”,负责抽调壮丁、配给枪支,开办自卫培训班。梁漱溟原意是“寓兵于农,守望相助”,但实际效果是壮大了韩复榘的军事力量。1934年,韩复榘到菏泽检阅自卫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一看到有这么多人枪,就大加赏识,接着就划鲁西十县为行政督察专署区加以推广,并且继续向其它专区扩大。”通过“乡村建设”,“几年来为韩复榘训练的壮丁确实不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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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即如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亦不敢担保。”⑧

正是因为邹平的效果,乡村建设院的实验区也在迅速扩大:1933年7月增加了菏泽13个县;1935年又增划济宁14个县为实验区。四年不到,乡村建设实验就由邹平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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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

⑤吴景超:《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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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总部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之后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韩复榘被枪毙后,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宣布废止“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教合一”体制,恢复旧有的行政体系。国民党党部,也终于首次能够在山东公开活动。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日军发动对山东的攻势后,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弃守济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独立旅旅长孙则让,在菏泽“搜罗了约四千多人抢,随着韩复榘逃跑。”⑦愤怒的民众捣毁了乡学,多名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被杀。

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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