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与CIA暗战七十年,1963年酿肯尼迪遇刺悲剧

联邦调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拉下马,让媒体的目光一下子投向这两大机构之间的内斗上。其实,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支柱,两者之间的暗中角力已持续几十年,某些时候甚至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悲剧,而两者之间的内斗更是妨碍了调查的展开。这起事件聚焦点在于苏联叛逃特工尤里·诺申科。1962年,他带着外交使命前往日内瓦,同中情局取得接触。诺申科提出只要少量钱就能为中情局服务,还自称是克格勃某部门的副部长,并提供了一些情报。1964年,诺申科声称自己已经暴露,然后在中情局安排下逃往美国。

南苏“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至少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个标签就被特指为美国总统。不过,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在美国并非能那么一手遮天,他们的头顶上随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联邦调查局(FBI)。正是FBI,迫使尼克松辞职,使得里根的国家安全团队众多高官被控重罪,从克林顿身上提取了DNA证明他在“拉链门”丑闻中说谎最终遭到弹劾。照历史的镜子,就不难理解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对FBI展开对他的调查而如此暴怒。“巨兽”的出现1892年,任职于美国文官委员会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巴尔的摩行政机关改革协会遇到了查尔斯·波拿巴,他对后者吹嘘自己的用人政策,比如要求应募边界巡逻的人员必须通过射击考试,枪法最准的才能被录用。波拿巴挖苦道,“应该让那些人互相瞄准、开枪,工作职位留给最后的幸存者”。这场对话的背后是美国步入“进步时代”,鼓吹专业化治国提高效率,反对政治任命和任人唯亲。1901年,罗斯福当选总统,4年后,他任命波拿巴担任司法部长。1908年,波拿巴建立一支特勤队伍,次年命名为调查局,被视为FBI的前身。FBI顺应了彼时美国的时代。贫困、梦想破灭以及种族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冲突。美国需要一个专业的全国性执法机构来保证秩序和安全。1917年4月,总统威尔逊签署一项法令,给予司法部对任何认为不忠的外国人不经审讯而逮捕、入狱的权力。司法部的地位陡然升高,调查局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调查局在1924年5月10日迎来转折点,时任司法部律师的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调查局局长,他发起了意义深远的专业化改革,奠定了FBI的基本架构,也开启了自己48年的统治。1935年7月,调查局正式更名为联邦调查局(FBI)。胡佛将FBI从其接手时的650多人扩张至拥有超过1.6万人的庞大机构。“如果没有埃德加,我将无法履行我作为三军总司令的职责。”约翰逊告别白宫时,对尼克松的赠言凸显FBI是如何权势熏天。总统亦是猎物“我是特工监督员丹·布莱索,您是哪位?”“和你说话的是约翰·埃利希曼,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您是总统的白宫顾问。”“是的。我有来自美国总统的授权,FBI要结束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你们会结束这一调查吗?”“不会。”“你知道你正对美国总统说‘不’吗?”“是的。”1972年6月的一个下午,FBI特工监督员布莱索接到来自白宫的秘密电话。当月17日,尼克松竞选团队首席安全顾问麦科德等5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时当场被捕。FBI对“水门事件”展开调查。两年后,尼克松辞职。在此期间,时任FBI副局长的威廉·费尔特以“深喉”为代号,17次向媒体泄露重要信息。费尔特率人调查采访了数十名尼克松竞选团队成员。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共有40人因“水门事件”遭重罪指控。“唯一可以摧毁美国的是我们自己,那就是我们纵容国家的宪法和法治崩溃。”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吉姆·温纳在一部有关联邦调查局的纪录片中称,联邦调查局誓言坚守法治,当美国总统打破自己誓言时,历史表明,联邦调查局的本能是像追逐其他嫌犯一样追逐美国总统。FBI能调查总统吗?新泽西州高等法院的前法官安德鲁·纳波利塔诺认为“能”。他称,通常FBI进行两种调查:犯罪和反间谍活动,前者是去找出那些已做出某些犯罪行为的人,后者意在紧盯那些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人,通常涉及对可疑人员的监视。1986年11月,叙利亚杂志爆出一条轰动世界的内幕新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他的4名助手,几个月前秘密访问德黑兰,并同伊朗外交部、议会的官员们举行会谈,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随着“伊朗门事件”发酵,FBI很快查清美国用导弹武器与伊朗交换人质的过程,证实了此前白宫对于该事件的声明是谎言。1987年3月4日,时任总统里根向面向全国发表了他入主白宫以来最艰难的电视讲话。上世纪90年代,白宫“拉链门”丑闻中,也是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检测了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衣物,并从克林顿手臂上抽取了血液,DNA化验之后,证明克林顿宣誓声称没有与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是谎话。结果克林顿因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遭到美国众议院弹劾。谁的剑?谁的盾?信息即权力,秘密信息尤其如此,一些绝密信息的破坏力在政治上甚至相当于一枚核弹。很多美国总统也乐于将FBI当作一柄剑和一面盾来保护自己,打击对手。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从FBI那里获得法西斯分子以及共产主义人士在美国国内的活动信息,支持联邦调查局搞非法窃听。但很多时候,剑并不想被别人握在手里。罗斯福在任上去世后,胡佛预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在1948年11月击败杜鲁门,入主白宫。胡佛选择在幕后支持杜威,尤其是后者与苏联强硬对抗的政策。曾担任白宫反情报官员的斯蒂芬·斯平加恩称,胡佛不再听从总统等任何其他人的命令,试图在情报和执法方面席卷国家安全权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秘密情报沙皇。白宫则坚决反对。随着选举临近,杜鲁门看上去已无力回天。选举之夜,胡佛选择放心地去睡觉,但11月30日的结果却是杜鲁门获胜。胡佛获知消息后,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才再度露面,其失望可见一斑。1972年胡佛死后,大批涉及美国政界高层人士的秘密文件被发现,其中涉及参议员的有883件,涉及众议员的有722件。48年间,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总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如一,没有一名总统能下决心赶走胡佛,华盛顿的情报圈称,胡佛“掌握了华盛顿的钥匙”。“Fidelity(忠诚),
Bravery(勇敢),Integrity(正直)”,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座右铭,三个词取首字母组合便是FBI,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内情报和安全机构,它们的优先目标是反暴力和白领犯罪,保护美国国家领土免遭恐怖分子攻击以及间谍行为。该机构预算由国会授权,它们处在司法部之下,向司法部长汇报工作,但行动上保持很大独立性。它们在很多时候是美国总统最锋利的剑,但又让后者胆战心惊,杜鲁门曾对FBI可能成为美国的“盖世太保”忧心忡忡,肯尼迪长期为胡佛掌握着他与一名“纳粹间谍”的对话录音带担心。FBI与美国总统的相爱相杀,归根结底是因为情报本身具有“双刃剑”的特征,同时也与官僚机构对自身生存、扩张的本能有关。近百年来美国的重大事件中,FBI大都不曾缺席,在如今美国举国聚焦“通俄门”之时,FBI更不可能缺席。美国历史学家库特勒称,“水门事件”的教训就是:“如果一位总统藏着秘密,并且打算继续隐藏下去的话,就不要与FBI交恶。”

始于两个人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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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和威廉·多诺万麾下的战略情报局互相瞧不上眼。

联邦调查局日前将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拉下马,让媒体的目光一下子投向这两大机构之间的内斗上。其实,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支柱,两者之间的暗中角力已持续几十年,某些时候甚至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1939年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入他的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发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始于两个人的恩怨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尽管后世对美国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有所争论,但在当时,这场灾难性事件被认为是FBI的重大情报失误,美国媒体甚至写道,“国内的超级侦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成为众矢之的”。胡佛则称“夏威夷事务的管辖权主要属于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决定“集中化”情报组织。1942年6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和威廉·多诺万麾下的战略情报局互相瞧不上眼。

大战期间,多诺万与胡佛的矛盾甚多。1942年10月,当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潜入西班牙驻墨西哥使馆偷拍一本海事密码簿时,FBI的人也赶到。警报嘶鸣,红灯忽闪,战略情报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诺万对此大为恼火。1943年,多诺万提出战略情报局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计划,胡佛听到风声后,立即致信白宫,警告这样做会“对本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最后该事件不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诺万向罗斯福提议将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中情局,直接对总统负责。由于该消息被泄露,建议没有实施。多诺万确信是胡佛从中作梗,历史学家们也同意他的看法。

1939年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入他的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发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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