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的学术抗战,大家风范

最早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早在1933年,吕振羽的著作《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就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在小地主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不啻和欧洲中世的都市行会手工业经济同样,而且形成了先资本主义繁盛的都市经济”。时至清朝前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跃入社会自身之突变的过渡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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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曾盛赞范文澜:“他脱下教授的长衫,穿上抗日战士的军装,与民族共命运,与群众同呼吸,从中原游击战场,来到延安宝塔山下。窑洞里的油灯陪伴着他,撰成《中国通史简编》,从内容到风格都使人一新耳目;又撰成《中国近代史》,奠定了此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的结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

吕振羽转入到了历史研究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开拓性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唯物史观,重视出土文物,结合神话传说来还原历史。一系列论文与专著的出版让吕振羽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那时他才三十出头。

1942年3月,刘少奇从苏北启程前往延安主持筹备七大相关工作,吕振羽也得到毛泽东的回延安电召,与刘少奇同行并担任其政治秘书。在途经山东时,刘少奇听取罗荣桓、朱瑞、萧华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吕振羽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对山东的宣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12月底,刘少奇一行回到延安。

  延安史学 促进民族觉醒

确定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等观点都是吕振羽首次提出来的。在这些问题上,郭沫若与吕振羽的看法有差异,但是吕振羽坚持用科学的史学方法,结合史料考察,进一步证实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些说法后来也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同,为多数人所认可。如,吕振羽关于殷朝奴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后来,吕振羽又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期,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924年,吕振羽读大学的时候,曾在湖南法政学校旁听过李达讲授的新社会学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30年春,吕振羽辞去了《村治月刊》主编职务,在唯物史观的启发下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

内容摘要:延安史学促进民族觉醒作为抗日根据地学术建设中的光辉篇章之一,以范文澜等为代表人物著述的延安史学,是学术抗战的结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他认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的结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延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以及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方面,如将中共党史研究列入史学研究,延安史学可以说是开创性的。抗日根据地学术事业发展离不开中央高度重视学术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大家小传

开拓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还没有一部史前史,即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开发这块处女地,不仅需要强烈的学术敏感性,更需要严谨的理论阐述。吕振羽发现这一学术空白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古籍中的神话传说以及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勾勒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基本轮廓,填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空白。

  1940年1月,47岁的范文澜历经辗转曲折,抵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的陕北正值严冬,但他万分激动:“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此付出了艰辛探索,贡献了宝贵智慧,这其中,无疑包括学术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从即日起,本刊开辟“大家风范”栏目,旨在挖掘人文社科领域对民族复兴作出特殊贡献的大家治学道路上那些鲜为人知的重要事迹,揭示他们身上足以光照后人的家国情怀。

确定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等观点都是吕振羽首次提出来的。在这些问题上,郭沫若与吕振羽的看法有差异,但是吕振羽坚持用科学的史学方法,结合史料考察,进一步证实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些说法后来也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同,为多数人所认可。如,吕振羽关于殷朝奴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后来,吕振羽又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期,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作为抗日根据地学术建设中的光辉篇章之一,以范文澜等为代表人物著述的延安史学,是学术抗战的结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1939年5月,吕振羽由塘田战时讲学院转入到了油塘,开展地下建党工作,并派共产党员李志国担任油塘识字学校的教员,写下诗曰:“训练播火班,识字系众心。”这是吕振羽他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生动写照,吕振羽不畏艰险“系众心”,行走在硝烟弥漫的祖国大地,积极组织各种民间抗战活动,为传播抗战火种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原标题:大家风范:集革命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历史学家吕振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术;延安;史学;根据地;抗日;研究;中国;范文澜;学者

吕振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革命时期的知名“红色教授”,在我国史学界享有盛名。吕振羽的一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生,更是革命实践的一生。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撰写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提到“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这里的代表之一就有吕振羽。毛泽东在此文中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共产党代表周小舟由天津送到南京,再由吕振羽转交给时任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由曾养甫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延安大学延安学研究院副教授杨利文称,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延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以及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方面,如将中共党史研究列入史学研究,延安史学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手持斤斧探垦深,穷荒原林路可寻”

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考察中国思想史。吕振羽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34年开始写作,1936年完稿,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发行。在这之前,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有一些,但是“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阶级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封建时期社会思想各流派的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加以考察,并对各思想流派对立斗争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探究。虽然之前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中国古代思想,但其内容只限于部分中国哲学思想,尚未触及中国全部的思想发展脉络。吕振羽是第一个系统考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书籍资料不足,而历史学家们以高度的热情和使命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自己的研究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在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等思想的指引下,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完成了一批传世之作,激励了万千读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著名教育家匡亚明曾这样评价吕振羽:“我很崇敬吕振羽同志,他是真正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的学者走进书斋就是学问家,走出书斋就是革命家,吕振羽同志就是这样真正的学者,他的治学和革命实践是紧紧相连的。”吕振羽的身上不仅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更是体现着一位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性。他集革命性与科学性于一体,为祖国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吕振羽转入到了历史研究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开拓性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唯物史观,重视出土文物,结合神话传说来还原历史。一系列论文与专著的出版让吕振羽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那时他才三十出头。

  在延安,历史学家吕振羽发表了《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等大量论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延安附近的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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