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全面改革是改革开放40年的鲜明特质,伟大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飞跃

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处处彰显了执政党的智慧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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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国家治理体系

许耀桐 (进入专栏)
 

王香平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改革的话题再度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40年来,改革的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可以说人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发展变化,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话语体系里包括了由于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彰显;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备、治理能力大幅提升等多个方面。在对改革成果感慨之余,对改革宝贵经验的认识是问题的焦点。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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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和完善的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

一、全面改革何以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创立产生

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处处彰显了执政党的智慧和担当,所取得的改革经验弥足珍贵。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条经验即是在改革之初走出了一条全面改革的道路。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出调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重大成就。对改革全面性的认识要建立在完整总结回顾40年改革开放辉煌历程的基础上。以重大体制机制变革为考量依据,一般把1978年12月至党的十四大之前的改革称之为第一阶段改革;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期间的改革称之为第二阶段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称之为第三阶段改革。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第三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很明显,对于改革全面性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第三阶段,还包括前两个阶段,是40年一以贯之的全面改革。这里的全面改革有三层含义:一是横向上改革对各领域都有所关涉;二是纵向上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全面展开;三是各子领域的改革本身也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虽然较早前学界对中国改革方法的选择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中也曾试图透视这一问题,但综合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认知仍多有遗憾。相对而言,由于横向领域改革的全面性是重中之重,本文将尝试从这一维度予以解题。

   本文语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对全面改革系统性认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理论维度。首先,改革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次回归,而人的主体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各方面需求的满足。在物质需求满足后,对于精神文化需求、政治民主需求、社会公平需求和美好生态环境需求都会相继表达出来,这会直接倒逼改革者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其次,从系统论角度看,各改革领域之间本身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市场经济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市场创造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成功解构了中国的单位制社会,孕育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社会,在此基础上,国家——社会关系予以重塑。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不但成为政府治理的必要补充,还直接加速了政府改革的步伐。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表面看属于经济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但实际上是公共资源在公权力体系内部如何分配的问题,而且这项改革直接引发了中央-地方关系、政府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二是实践维度。具体来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将改革定位为一次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改革。作为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涉及领域广泛,任务繁重,也只有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才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换言之,经济体制改革是源动力,其他领域改革起到支撑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惟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同时,经过十年动乱,老百姓普遍希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可以说人心思定、人心思富、人心思改的愿望比较强烈。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此背景下,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挫折给我们党留下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觉醒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等重大论述。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首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发出响亮的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破冰而出。

需要强调的是,全面改革并非意味着各领域、各层级改革改革是亦步亦趋进行的,就改革进度而言,在第一、第二阶段的确存在进度失衡问题。其缘由是,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具有自身相对独特的性质,改革方法不可以混用,这就决定了改革可以分领域进行设计和实施。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问题又是一个由隐性到显性逐步凸显的过程,改革可以分阶段、分步骤予以实施。更重要的是,改革初期,限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极为严峻,亟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国情,加之我们党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尚不深刻,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总体性改革部署。改革必须要着眼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为突破口,并已某一方面的改革成果来提振全党全社会的改革信心。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领域改革是主体性改革,其他领域改革(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是辅助性改革,经济领域改革适度超前,其他领域改革相对滞后。这种独创性的改革方法论设计的背后折射出的逻辑理路改革模式选择的自主性,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但综合而言,在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中,尽管各领域改革的进度、成果、特性各有不同,但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生态体制改革的成果都是有目共睹,而且每个领域都有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甚至可以说第一、第二阶段的改革已经初步具备了“五位一体”布局的雏形。

  
●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且也要从根本上改变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因素,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突破和创新。比如,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理论,等等。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小康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提出保证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路线方针政策,核心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创新发展,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改革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步入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四个巨大转变。从生产技术形态、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路线方针等层面完成了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创造了人间奇迹。

正是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出来的思想理论动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社会活力,冲破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我们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如此灿烂辉煌,是因为党始终是改革的坚强领导力量,有着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曲折和波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遭遇了多方面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面临着历史性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回应国内外关切。他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代中国的改革赋予了改革以全新的涵义。这里,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对我国40年改革的思考与认识。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的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进一步加快加大改革步伐,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石破天惊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改革开放创造了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实践新要求,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同时,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快速跃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危机应对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注入了重要信心。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惟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40年改革集中体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方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在社会治理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制度;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是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40年改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的酝酿起步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1984年9月)。这一阶段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思想解放为改革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继而开展城市改革,对外开放也开始启动。第二阶段,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10月-1989年5月)。这一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第三阶段,改革出现波动和改革的调整坚持(1989年6月-1992年9月)。1989年6月改革进入了调整期,但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潮。第四阶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2013年10月)。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第五阶段,改革进入新时期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11月以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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